李悦是谁儿子凌晨两点，允叶媛的书桌上亮着光，书桌上摊着一本大大的教材，眼镜耷拉在她的鼻梁上。握笔的手上长满老茧，中指关节处皲裂的皮肤和伤口清晰可见。
允叶媛已经连着几日每天睡觉不足三个小时了。白天要到学校上课，只有课间和深夜可以自习。困意猛烈袭来时，她就会偷喝妈妈藏起来的咖啡，考试期间每天要喝五六罐咖啡。
除了日计划外，还有周、月计划。每天都像上好的发条，一天偷懒了，后面的环节就会被卡住，越积越多。
只有当教科书里的内容闭着眼睛也能写下来时，她才可以睡觉。有时一次就要写满二三十张纸的正。她不怕疼，只怕没有力气写字。临近考试时，允叶媛就用橡皮筋把手指和笔绑住，用手腕的力气带动写字。
是不是以为允叶媛快要高考了？实际上，她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初中生。而像她这样的初中生在韩国比比皆是。
纪录片的每一帧都反映了韩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和教育体制的“潜规则”。普通人想要改变命运困难重重。
在富人区，检察官、CEO、医生等专职人员是孩子们的梦想。而贫困区的孩子们，厨师、化妆师等技术人员是他们能想到的未来。
富人区的孩子们课外班满满当当。一个孩子挂着重重的黑眼圈，掰着手指数着自己的补习班：足球、棒球、篮球、论述、数学、科学、英语……甚至韩国的高中生100名中有8名从小学就开始了高中的内容学习。
“大人的一年和小孩的一年是不一样的。大人的一年就是反复做一样的事情，但是小孩子在这一年做了什么会直接改变他们未来的人生。”允叶媛说。
高中又是另一场竞争的起点，外国语高中、特目高中（如科学高中等）、私立高中和普通高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，迈入高中的大门，也决定了他们将会去怎样的大学。
何政民进入了高中链的底端——普通高中。在这里，即使是学校的尖子生，也未必能去被统称为“SKY”的三所名牌大学。
从高一起，何政民没有落过一堂学校的晚自习，没上任何补习班，一靠着自己拼命学习。回到家里也不脱校服，因为担心自己换了便服会散漫。回家吃了饭，就钻回卧室，闷头学习。
由于家境贫困，比起理想，他首先要考虑早日就业。何政民的理想是在普通的公司上班，为此他就要考到好一点的大学。“作为长子，还要养整个家，我从小就知道那有多辛苦。”
纪录片中一个高二女孩说，白天要在学校上课，晚上回家后才有时间自己复习。一天下来，属于自己的复习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。想要复习够12个小时，只能在晚上下功夫，这样一天的睡眠连两个小时都不够。“或者根本不睡，或者一顿饭不吃，才能学到12个小时。休息的时候也不去洗手间。”
每个学校的选拔标准都不同，考生获取的信息越多，准备得越充分，被名校录取的概率就越大。有的学生从高一起就有家长和老师的帮助，这对于孤军奋战的孩子们其实就是不公平。
而被称为韩国个人简历的“生活记录本”是名牌大学面试的附加项。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，校考难，高考难，参加各项活动比赛也难。学生们要乞求老师给自己机会参加比赛。
在个人“简历”生活记录本上，比起拥有61份获荣誉的同学，仅拥有个位数荣誉的何政民，看起来并不起眼。
一次模拟考成绩出来后，何政民在座位上表情凝重，这次成绩直接与高考挂钩，而他考砸了。何政民摘下眼镜狠狠抹了把眼泪，捂着脸，咬牙说，“我好像考不上大学了。”
四月一日，愚人节。这天，考入大学的学生们要穿着自己高中的校服进入校园。有的人出于炫耀，急于在大学中找到同仁。有的人急于摆脱高中的标签，融入新的结交新友，不屑于参加这种活动。
金大轩是从普高逆袭到延世大学的人。当放眼全校，名高中的学生集体抱团，自己却看不到几个校友时，他充满了茫然和恐惧。
同校的学生在考试前，会火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。考试结束后，也会讨论某某高中的人考了多少分。“和谁亲近，决定了你不同的学分。”甚至在团体活动，娱乐的酒桌上，也会迅速以高中学校分成不同的阵营。
就业竞争中，高中校友会也会形成固定的人脉和情报圈。实习内推和找工作，在师哥师姐的介绍下能获得很高的成功率，所以在高中上拉拢关系变得非常重要。
外高和特目高中的人，比普高的人有更强的外语优势。特目高中毕业的人学分的情况，被称作“平民”。韩国的圈，尤其以法律为主，也基本被特目高和外高的人占领。
“有时候想要夸夸自己，毕竟我也是拼到这一步的厉害的人啊，在这样的里，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。”金大轩顿了顿，“但又想着，好不容易拼到这一步，是不是又完全掉进了谷底？”
除了出身外，另一条链也不可撼动——入学途径，包括正试、海外引进、保送、“机会均等”政策等。
保送生被学生们称为“高考虫”，那些用钱堆出来的履历，被认为是走捷径。这让刻苦学习通过正试进来的学生觉得委屈，也对保送生心存不满。
考试成绩不好的人，可以通过外国人选拔制度进入名牌大学。海归普遍阔绰，但比起国内的学生，成绩相形见绌。
“通过正试入学的人，为了入学需要向上走。语言特长生等于站上了自动扶梯，而海归等于坐上了电梯，‘咻’地一下就上去了。”
这是专为家境贫寒的学生设立的制度，是为了给寒门学子提供相同的机会，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多的冷嘲热讽。
在其他学生眼中，寒门大学生不过是聚在一起的“乞丐”，这些孩子最害怕的就是别人漫不经心地说出“你轻轻松松就考上这学校了啊。”
但即使是同一个途径，其中依旧存在着另一大差异——出身的高中。“机会均等是减分项，私立高中是加分项。如果是私高的机会均等学生，一加一减，就清零了。”
专业本身就有链。对于就业率高的学院，学校会有特别的“优待”。有人开玩笑说就业率高的学院：厕所的纸是印花的，马桶是智能的。根据学科的不同，使用空间也不同。如果不是自己的学生，就需要借座位，甚至直接出入。
因为没有，所以向往。为了接近它，只能按照既有规则活着。身处一个一出生就将人分门别类的社会中，学生们被裹挟，既是体制的者，又是彼此的加害者。
在韩国，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？十个人中有四个人回答——父母的经济能力。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？对于没有父母支撑的学生，想实现自己梦想有多难？
韩国有超过60%的学生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，毕业时，一个人平均负债1589万韩元（约9.5万人民币）。梦想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是天方夜谭。
晚上打完工后，满吉在家附近的咖啡店“蹭wifi”，花了这一天的第一笔开销——一杯12元的咖啡。
因为拮据，正常三顿饭都是负担。再加上以前打工的不规律作息，他已经习惯了不吃晚饭。在居住的半地下室房间里，没有空调，没有电器，唯一的用电设备，就是卧室的灯。在地板上铺一块毯子，就是满吉的“床”了。
满吉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学生，成为编导是他的梦想。在娱乐产业发达的韩国，编导是一份体面且亮眼的工作。但由于家庭极度拮据，找工作和生活的开销全部要靠满吉自己。
为了活着，他必须要不停打工。当朋友们忙于考试和活动的时候，满吉平均每个月要做三个以上兼职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。
打工为了学习，但打工又会挤压学习的时间。比任何人都努力的满吉，在现实的压力面前，只能留下不被公司认可的打工经历。
毕业在即，但满吉却无法离开学校。同学们接连就业，他还在面临眼前的兼职结束后如何的问题。“得马上找到下一个兼职才行，明明应该找正规工作的，根本不是打工的时候。”
正规工作的竞争更为惨烈，下个月要参加的英语考试，他连报名费都无法筹足。每天都要确认有多少钱的生活真的太难了。
“我不是的人，对名利、也都没有兴趣，只想积极向上地努力生活，找到适合我的工作，和优秀的人一起有趣地生活罢了。追求幸福好像是奢侈，现在只是要活下去。”满吉说。
据统计，在韩国抚养一个孩子读完大学，平均要花费人民币约185万。若是就读私立高中，费用会更高。
为了支付天价教育费，借贷的教育贫困层（“edupoor”）出现了。这个群体在纪录片发布的2016年，为300万人。
一个韩国三孩家庭，光是一年的基本教育支出，就要约18万人民币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考虑夫妇的养老问题。
“但既然开始了，就要这样继续下去。我宁可少见见朋友，减少一点我喜欢做的事情，也要送孩子去补习班啊。”一位家长说。
父母对孩子的影响，背后是韩国的社会分层和阶层固化。“这种现象维持了社会差距，使得上升的梯子消失了，阶层持续存在。”一位首尔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说。
在打开电脑前，满吉跟朋友通了电话：“我如果六点以后没联系你，就是死了。你半个小时后给我发个消息，确认一下我是死是活。”
两天后，满吉搬出了出租屋。在的妈妈身体不好，他只能搬回老家去了。回了老家，仍然需要生活费。心无旁骛地学习，比登天还难。
“我真的很像井底之蛙，真的以为努力生活的话，什么事都可以成功。应该有更多比我更努力的人吧。”后辈鼓励满吉，学长努力生活的话，会成功的。但满吉却说：“努力生活不重要，过得好才重要。只是努力的话，人家最多给你鼓个掌，真的要有结果，才会得到认同。”
想要学医的允叶媛，成功考入了私立高中。一年6万人民币的高昂学费是她的下一槛。满吉的现在可能就是她的，但她也只能向前。
所以，纪录片中一名高中女生对着镜头：“即使不这样学生，我们也能找到自己前进的道和梦想吧？所有人也都有幸福生活下去的方法吧？为什么一定都要这样辛苦才行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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