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态看，中国是大而杂。中国是大国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世界上国家有200多个，究竟哪些算大国？有的经济学家把人口超过1000万的称为大国，人口超过5000万称为极大国。而在中国人眼里，这个标准下的所谓大国或极大国，不过中国的一个省市规模而已。地铁每天的乘客都超过了1000万人次。以人口和国土来衡量，世界上能与中国接近的，也就是美国、俄罗斯、印度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。其他大多数国家，与中国相差一个甚至是几个数量级。
中国不仅大，而且杂。大国比小国复杂，中国在大国之中，又是最为复杂的一类。中国的阶层问题、城乡问题、地区问题、民族问题、边界问题，相互交织，错综复杂。相比而言，美国内部的地区问题、民族问题，以及外部的边界问题等，都比中国单纯得多。欧盟近30个国家，内部差别极大，但欧盟所有国家加起来，幅员和人口还不及中国的规模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的复杂性比整个欧盟的复杂性还要大。国家规模的扩大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线性地增加，而是几何级地增长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长期研究中国后感叹地说：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，比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还要大得多。的确，中国属于超级国家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中国是缩小版的世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在中国有所体现。
动态看，中国变而快。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，中国是其中变化最快的国家。这个变从社会变迁角度看，概而言之就是现代化。现代化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国度表现不一样。当今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突出地表现为“五化”，即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。仅以城镇化而言，中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人口，相当于一个、。最近几十年，中国的这“五化”此起彼伏、相互关联，汇聚成波澜壮阔的现代化潮流。
中国的“五化”交织在一起，使得社会转型剧烈而复杂。从时间上看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双重叠加。近代以界历史上两次大的社会转型，分别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，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。中国则将这两次社会大转型压缩在一起。从地域上看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多元复合。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构成了“二元社会”，地理上东部之间的巨大差别所构成的“三个世界”。这使得中国各地在转型的性质、程度、速度等方面千差万别。从上看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内外互动，内有，外有。多领域的与全方位的形成复杂的互动，共同推动社会的转型。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，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、组织形式、就业方式、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中国社会转型规模之大、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，是史无前例的，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当然也是世所罕见的。
十年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，进入了国际的社会转型关键时期。这既是发展的机遇期，又是矛盾的凸显期。中国既有前工业化问题的，如边远地区的贫困；更多的是工业化的问题，如正在蔓延的污染；也有一些后工业化问题的端倪，如老龄社会加速来临。这些问题界上，有的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，有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，有的是发达国家的问题。中国则要同时兼有这些问题。中国的问题还与和发展中的重大政策相关联。国有企业改制、农村土地征用、城市房屋拆迁，这些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重大举措，衍生为尖锐矛盾的爆发热点。今天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0多美元，初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。这仍是发展的机遇期，却又面临着新的问题。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，即差距越来越大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、社会矛盾日益加剧、贪污现象严重等，这些都在中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其中的城乡差别突出、地区差别突出、阶层差别突出，这“三突出”成为当今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建构。
与客观上的问题相关联，快速转型期，也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随着信息技术和传媒的发达，社会心理对整个社会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越来越不可小觑。使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，但也逃不掉“历史上的大变革中往往伴随着礼崩乐坏景象”的变革规律。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压力感、失落感、孤独感、急躁感等。压力感来自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，来自不断增加的生活重负。在教育、就业、住房、医疗、养老的重负之下，一些人自嘲为“奴族”。失落感来自失意或失败。在整个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，部分人却陷入了绝对失意，失去工作，不能求学，甚至维持基本生活都成问题。比较而言，另一部分人相对失意，在社会转型中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社会地位，在日益扩大的差距下感到巨大的社会不公。同样的，还有快速迁徙和流动带来的孤独感。社会流动大，变化快，人们不得不面对陌生的人事和，无根而感到孤独和无助。以上这些心理都直接或间接指向急躁感。经商的恨不得一夜致富，做学问的恨不得一夜成名，为官的恨不得连升，为了走捷径快出头，甚至不择手段。在这些群体心理的基础上，无名之火更容易燃烧，动不动就极端。心理底线和行为底线一再失守，社会布满了之气并不奇怪。
中国是个大国，问题需要大国眼光，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大国思维。治理大国是一件很困难和复杂的事情。多次指出，我们国家太大了，处理一个问题，就会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利益，所以很不容易。国家大有国家大的困难，特别是一个穷的大国，处理问题更不容易。
治理大国要着眼全局、统筹兼顾。不谋全局者，不足以谋局部。无论是扬长、还是避短，都要有全局观念。在上，要加强顶层设计，更加注重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同时也要注意，由于大国独特的复杂性，任何一项统一的政策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各地的具体情况。政策难免陷入一统就死、一放就乱的循环之中。在发展中，应搞好全国一盘棋，发挥规模的优势，善于用全局的力量解决局部的问题。要保持足够的中央宏观调控功能，促使各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。中国在内地对边疆的对口支援中，在应对汶川地震及各种自然灾害中，都突出地显示了这种优势。在稳定上，大国的柔弱之处在于牵一发而动。大国的矛盾爆发点多，尤其是在薄弱地区和焦点地区。各局部和地方都应有妥善处理自身矛盾的积极性，要防止矛盾蔓延而连锁反应，尽量做到大而不散、杂而不乱。
面对中国的变而快，我们应有辩证的眼光。在变化的时代，既要在对策上与时俱进，因时而异，适时而动；又要在方向上坚定不移，矢志不渝，一以贯之。强调，道关乎党的命脉，关乎国家前12生肖排序途、民族命运、人民幸福。这就把方向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。在变化的方向上，我们必须保持十分头脑。中国社会的变化，变的是结构和速度，而不变的是发展方向。我们要沿着业已开辟且卓有成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前进。
从横向上看，中国的发展转型将是长期的。速度的快与时间的长，看似矛盾，实际上是由中国落后的起点、巨大的规模、宏伟的目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。大国发展无捷径，中国必须立足于长期而艰苦的奋斗。长期性与争朝夕不矛盾。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阶段，都要抓住机遇，加快发展。国家的发展亦如人生。人生是漫长的，但关键只有几步。中国在和发展的长过程中，要努力创造若干奇迹，隔一段时期上一个台阶。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和发展任务的艰巨性要求深谋远虑的谋划。所谓不谋者，不足以谋一时。长期看，中国要致力于化、法制化、制、将和发展中的重要的经验和巩固下来。规则和制度，才能国家长治久安。
▲中国的发展转型将是长期的，速度的快与时间的长，看似矛盾，实际上是由中国落后的起点、巨大的规模、宏伟的目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。
▲中国社会的变化，变的是结构和速度，而不变的是发展方向。我们要沿着业已开辟且卓有成效的道前进，做到大而不散、杂而不乱。